来自 胜博发-现代文学 2019-11-30 11:4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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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对制定宪法

  在谈到中国的奋斗目标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③1949.9.30,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等180位委员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第二次大讨论,是将宪法草案提交全国人民公开讨论。全民讨论进行了近3个月,全国各界共有1.5亿多人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全国人民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又提出了许多的修改和补充意见。这些意见,经过当地党政领导部门收集,及时上报中央,经过宪法起草委员会汇总整理成25大本,共138万条。对于全民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认真考虑,并据此对宪法草案又作了一些重要修改。

进行全国范围的普选,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前提。只有经过普选产生人民代表,才能产生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了进行选举的各项准备工作,选举法起草委员会根据《共同纲领》有关普选问题的规定,分析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民主政治方面的实际情况,并参考苏联选举的经验,很快提交了选举法草案。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3月1日,《选举法》颁布施行。

当新中国刚刚建立时,中国社会还处于过渡时期,来不及制定宪法。当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但毛泽东一直考虑制定宪法这样一件大事。按照他的设想,新中国制定宪法,要有三年的准备期,中央是同意毛泽东这个意见的。到1952年10月,三年准备期已到,毛泽东立即把制定宪法的事提上中央日程。根据他的建议,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通知》。通知中的主要内容就是毛泽东的判断和决定:三年准备期已经顺利完成,拟于1953年2月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研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计划纲要,修改中央人民致府组织法,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机构。就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机构面临变化时,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未能按时在1953年2月召开,但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虽然没能按时召开,但制定宪法的准备工作没有停止,一直在进行着,而且,毛泽东决定,自己亲自挂帅抓这件国家大事。 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 毛泽东是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推动者。他认为,我们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一部宪法。能不能成功制定出这部适合中国国情、为广大群众所拥护的宪法,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不能紧密团结全国各方面政治力量建设新国家的大事。在后来的1954年6月14日,他说过这样一段语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毛泽东对制定宪法的工作如此重视,他的准备工作自然也是十分细致的。按毛泽东的思路,制定宪法,虽然是由中共中央提出的,但从程序上讲,必须由政协发起。按此部署,周恩来于1952年12月24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四十三次会议上提出建议,要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现在就要进行起草宪法的准备工作。全国政协常委会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后,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第二十次会议,作出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决定。 毛泽东考虑,制定宪法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的事情,一定要和党外人士通气,听取他们的意见,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定会有他们的考虑的。他决定开两个座谈会。一个是1953年1月11日,毛泽东亲自召集18位党外人士开的座谈会;一个是由周恩来出面于12日召集的全国政协座谈会。两次会议的主要内容,都是就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的问题,征求民主人士的意见。 丙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在制定宪法的事情上,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是有思想波动的。两次座谈会上民主气氛很浓,与会者畅所欲言,有什么想法,全部都讲了出来。毛泽东、周恩来主要是听和记,适当做一点解释。通过两次会议,反映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有如下一些顾虑:制定宪法的根据是什么?制定宪法有什么用处?现在制定宪法有没有可能性?有没有困难?制定宪法对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是不是不利?虽然是以问题形式讲出来的,但反映出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主要顾虑是:制定宪法后,民族资产阶级是否会被排除政权之外,以后是不是只由共产党说了算。 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他在中南海的住处,两个人反复研究了两次会议所反映出来的意见,商量了做民主人士工作的方案。决定由毛泽东亲自出面做解释工作。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就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顾虑,有针对性地做了解释和说明。毛泽东说,现在提出制定宪法,是因为,大陆上的军事行动已经基本完成,土改也基本结束,目前,全国各界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因此,制定宪法的条件已经具备,提出制定宪法正当其时。我们制定宪法的目的,不是图共产党一党私利,而是为了更加发扬人民民主,加强国家建设,完成抗美援朝的任务。我们的基本考虑是,照顾多数,同时照顾少数,凡是对人民对国家忠诚的,做了工作的,有相当成绩的,对人民态度比较好的,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有份。毛泽东表示,制定宪法是一种民主,先要搞选举法,这本身就是民主。我们大家都争过民主。我们从清朝末年起就争这个民主,争了五六十年。我们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向清朝要民主,向北洋要民主。后来我们向蒋介石要民主。现在,建立了新中国,我们搞宪法,就是要体现民主。搞宪法是有困难的,但是,建国后我们做过几件事,我们搞了抗美援朝,搞了土改,搞了镇压反革命,搞了恢复经济。制定宪法这件事,与那几件事比,困难要小得多。只要我们训练好干部,安排好工作,是可以把选举搞好的,是可以顺利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是可以制定出一部好的宪法的。制定宪法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孙中山搞临时约法,只用了几天工夫,我们搞《共同纲领》,前后不到一个月,也搞出来了。现在我们制定宪法,也一定会搞成功。 周恩来接着也做了解释工作。他说,搞宪法,会有困难,但是,困难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制定的宪法,也不是不变的。现在我们制定宪法,只规定现在要做的事。我们要制定的,是现阶段的宪法。 为了做通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在此后的几天时间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不厌其烦地多次召开民主人士会议,多次做说服、解释工作,终于统一了民主人士的思想,消除了他们的顾虑。在此基础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决定: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各乡、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上,要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但为了留有余地,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日期未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决议还决定,组成由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组成由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由毛泽东牵头来做起草宪法这个重头文章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第三项是提意见。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

在经过了中共中央起草和3次大讨论的过程后,宪法草案被提交给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1954年9月2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以1917张同意票,全票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这是一部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和创造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最高法律层面予以明确的宪法,也是一部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体现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的宪法。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法。代表们在讨论发言中对五年来的政府工作表示满意,大会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鼓掌)

一切准备就绪后,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改名)召开。大会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依法治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强调:“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历程中,宪法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探索如何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正是我们思考毛泽东领导“五四宪法”制定工作的政治智慧的意义所在。

1952年12月24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关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提议作了说明。他说: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我国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考虑到人民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各种基本的政治社会改革工作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也需要一个恢复时期,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尚未具备的情况下,由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地方,则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现在,这个条件已经成熟,为着适应新时期的国家任务,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此,中国共产党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1953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热烈鼓掌)

当时,斯大林提出三条理由劝说新中国尽快制定宪法,一是中共通过选举和制宪解决自身合法性问题;二是所谓泄密问题,他认为中国现在是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而“其他党派的人很多是和英美有关系的”,所以“我感到你们有些重要机密情况外国人都知道”;三是通过选举实现向一党政府转换。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后短短3年时间,胜利完成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重大任务,国民经济恢复了,各项事业也开始走上正轨。下一步,新中国该往何处去?向哪个方向走?怎么走?新问题的出现,需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予以解答,于是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随着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展开,加强国家政治、法律上层建筑领域的建设,更好地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成为迫切需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全国范围实行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因而采取了在中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在地方通过逐级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方式,逐步地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渡。经过三年的努力,国家各项工作走上新的轨道,人民的组织程度、觉悟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间,中共中央作出决定,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

《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基于民主集中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

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说明》写道:“宪法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从国家的制度、国家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等方面作出正确的适合历史需要的规定,使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的完成获有法律上的保证。宪法草案的主要努力方向,首先用在这个目的上。”强调了宪法草案的着重点是从法律上保证实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根本要求和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共同愿望,正好适应了新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需要。

为了在全国开展选举工作,需要统计出准确的人口数据。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长期以来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人口数据。1953年4月3日,政务院颁布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随后,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工作。经过全国各地认真进行调查登记、复查核对、补登补报等大量工作,截至调查的标准时间1953年6月30日24时,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其中,直接调查的人口为574,205,940人。其余为用其他办法调查的人口,包括没有进行基层选举的和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待解放的台湾省以及国外华侨和留学生等。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不仅为全国普选提供了人口依据,而且为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了准确的人口数字。

  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里,把“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列为一九五三年的三项伟大任务之一,向全国公布。

3.政协会议的成绩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又被称为“五四宪法”),是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下制定完成的。毛泽东不仅亲自带班完成了宪法草案的写作,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对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和思考,寓于宪法蓝图,从而使全国人民有了一个共同的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

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他指出,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我们的目标是,使我国的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最初概括。周恩来还指出,即将由大会产生的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宪法规定的目标,依靠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一定能把我国各项事业推向新的更大的胜利。

  外国的宪法也好,中国过去的历次宪法也好,都只能作为制定新中国宪法的参考。制定新中国的宪法必须从现时中国的实际出发。毛泽东为起草宪法确定的根本指导方针是:“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臆造”。⑦宪法根据的事实是什么呢?这就是中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的事实,就是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一步一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⑧这就是说,这部宪法要总结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把人民革命的成果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还要着重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改革、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上出现的重大变革,并且正在逐步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事实。从这些事实出发,这部宪法只能体现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因而它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全体会议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宪法是保证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宪法,因而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在领导宪法起草委员会工作的过程中,毛泽东为宪法起草工作确定了根本指导方针:“以事实为根据,不能凭空捏造。”作为宪法根据的事实,无疑正是人民民主政权已经巩固、新中国已经确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逐步地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等基本国情。

大会依据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选举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任命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

  ④邓小平关于基层选举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1954年6月18日。

《选举法》颁布后,全国建立了乡、县、市、省各级选举委员会,经过一年多的工作,3.23亿登记选民进行了基层选举,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566万名。在完成基层选举的基础上,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直辖少数民族行政单位,以及军队单位和华侨单位分别选举产生1226名(比苏联少,比其他国家多)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台湾省代表缺)。在1226名代表中,中共党员668人,占54.48%,党外人士558人,占45.52% 。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和思考,毛泽东向党内外明确指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已经成熟”。他及时做出了制定宪法的决策。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把“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通过国家建设计划”列为1953年的3项伟大任务之一,向全国公布。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二十次会议,正式做出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制定宪法。在这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还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

根据《选举法》的规定,全国建立乡、县、市、省各级选举委员会,抽调25万余名干部参加选举指导工作。各地选择不同类型的地区进行基层选举的典型试验,取得经验后再分批展开,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在21万余个基层选举单位、3.23亿登记选民中进行了基层选举,共选出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566万余名。在完成基层选举的基础上,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直辖少数民族行政单位,以及军队单位和华侨单位分别选举产生1226名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在1226位代表中,中共党员668人,占54.48%,党外人士558人,占45.52%。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起草完成,经反复讨论、修改,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的审议。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至此,大会圆满完成了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使命,宣布闭幕。

第一次大讨论,是在毛泽东带班完成的宪法草案初稿的基础上,经过全国政协和各省市党政机关、军队领导机关,以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共8000多人,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进行的,提出了各种修改意见5900多条。经过这一次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形成了正式的宪法草案。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于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了进行起草宪法和选举法的工作,会议同时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宋庆龄等32人为委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席,由23名委员组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两个起草委员会中既有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各民主党派及其他方面的人士,具有很广泛的代表性。会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入了紧张的筹备阶段。

  这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修正稿)的全部条文作了最后的审查,全部条文定为一百零六条。

《论人民民主专政》

1954年3月初,经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宪法草案初稿说明》脱稿,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起草宪法草案的过程中,对新中国发展方向和道路所作的思考。其中,“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国家的民主化”是比较突出的两个方面。

这个《选举法》的主要特点,是选举权具有普遍性和平等性。它以一定人口的比例为基础,又适当照顾地区和单位,在城市与乡村间、少数民族与汉族间,作了不同比例的规定,使全国各阶层、各民族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都有相应的代表。鉴于人民群众普遍缺乏选举经验及文盲尚多等实际条件的限制,人民代表的选举,在乡、镇、市辖区及不设区的市等基层政权单位,采用举手表决的投票方法;在县及县以上采用无记名投票方法。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有利于人民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

  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三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等和宋庆龄、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张澜、黄炎培、程潜等,共二十六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早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在讨论民主建国纲领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五四宪法”发扬了民主原则,坚持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经过3次大规模的讨论,“五四宪法”做到了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统一,易于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和遵守。在毛泽东看来,“五四宪法”起草工作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即:经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毛泽东强调:成功的经验,需要在未来的工作中继续保持。今后,“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⑧《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33页。

由此,李济深等人提出的《请以大会名义急电联合国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代表案》,成为人民政协历史上的第一件提案被载入史册。

关于“国家的民主化”,《说明》指出:“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民主化。同时国家的社会主义化也要求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宪法草案关于国家机构和人民权利的各项规定从法律上保障了国家民主化的发展。”在宪法草案的政治制度设计中,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居于关键性的地位。它选出国务院作为国家管理机关,由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它有权选举并有权罢免国家主席,而国家主席无权解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既彻底民主而又不互相掣肘”的制度,反映我国广大人民政治上统一的愿望,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原则和民主原则。除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宪法草案的起草过程中,毛泽东还对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创造性思考。在毛泽东带班写成的宪法草案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格局和新中国发展道路方向已经比较明晰,这为“五四宪法”成为一部适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宪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举行一次。到1952年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届期满,何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开始考虑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鉴于《共同纲领》在人民中及各民主党派中有崇高的威信,最初曾设想在过渡时期可暂不制定宪法,只对起着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加以修改或补充,待国内阶级关系有了基本改变以后,即中国基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出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同年10月,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在访苏期间就这个问题向斯大林征求意见。斯大林在会谈时建议中国可以考虑尽早进行选举和制定宪法,不给西方敌对势力在此问题上反对新中国的借口。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

  ③访问汪东兴谈话记录,1994年9月12日。

1953年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53年3月1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命令将《选举法》颁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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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是对于100多年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于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国人民利益和人民意志的产物。1949年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现在这部宪法草案总结了五年以来国家机关工作的经验和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经验,对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作出了更加完备的规定。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一切共产党员都要同各民主党派、同党外的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

  汪东兴回忆说:“一九五三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去搞宪法。他住在刘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也住在刘庄,他们到北山(指杭州北山路八十四号大院。——引者注)办公。毛主席喜欢爬山,每天十二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有一次我们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雷峰塔、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田家英说,他们就靠主席爬山的时候改宪法稿子。毛主席有一次问我们,在杭州看风景哪里最好?我们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主席说:在山顶看,风景最好,杭州全景尽收眼底。西湖是一个锅,杭州市区是锅边。毛主席还考我们:哪个朝代在这里建都?雷峰塔为什么建在这里?美国的首都为什么在华盛顿,不搬到纽约?等等。和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增加很多知识。毛主席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主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毛主席喜欢杭州,主要是气候好,空气新鲜,靠水边。毛主席喜欢水。他为什么喜欢中南海?因为有水。”③

大会,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他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自己的议程中决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事宜。毛泽东充满自信地说,“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人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的致词表达了历经百年奋斗终于取得胜利的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有效的法律和政策的出台,既需要对社会发展状况的准确判断,有针对性的去解决问题,也需要有战略预见性,去指导和推动事物的发展。毛泽东能够审时度势,开启“五四宪法”制定工作,正是建立在对新中国基本国情和形势发展的准确判断和战略预见的基础上的。

毛泽东向大会致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他说: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他号召全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充满自信地宣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鼓掌)

②1949.9.29日,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的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关于“五四宪法”的顶层设计意义,毛泽东曾经讲过:“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毛泽东为全国人民指明的这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就是通过以“一化三改”为标志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中,有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有劳动模范、战斗英雄,有著名的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工作者,有工商界、宗教界人士,还有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代表。这样的代表阵容,充分体现了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大会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在这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对宪法草案的讨论情况,随时由田家英向他汇报。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也特别忙碌。他们要随时收集、整理和研究从各个方面报来的大量修改意见、建议以及提出的种种疑问,为宪法起草委员会作准备。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 (经过共产党)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

有了对于基本国情的准确判断,才有可能制定出具有战略预见性的决策,并通过宪法的形式加以明确。针对“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一奋斗目标,毛泽东认为,新中国需要“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用15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基于这种“用十五年的时间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的战略预见,毛泽东对于“五四宪法”,做出了“是一部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十五年左右”的社会主义类型宪法的定位。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正式实行,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是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长期奋斗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它不仅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确定了一种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和总的民主程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这种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同时,也需要在发展中继续探索和完善这个制度。例如,在地广人众、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如何切实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尚须创造多样化的民主形式和程序;人民代表大会本身的组织结构、工作制度、代表素质等还有待改进和提高,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作用;人民代表大会作为直接监督的主体,其监督标准、监督程序及实施细则等,有待于制度化、法律化。总之,国家的民主法制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一项长期而又十分重要的任务。

  徐涛是这样回忆的:“有这么一天,主席比较早就醒了。他对我说:‘我现在想爬山。’我建议他去爬丁家山。这是刘庄旁边的一座小山。主席说:‘我不爬小山,要爬大山。’我去找叶子龙、汪东兴、罗瑞卿、王芳商量,大家觉得还是爬丁家山。主席一听,这么多人都不同意他爬大山,只好听从。丁家山不高,大概有一二百级台阶。主席爬的时候,跟走平路似的,一会儿就爬完了,没有尽兴。第二天,主席睡醒以后还要爬山。我们商量后,建议他爬桃花岭。以后,又爬了宝石山、梯云岭、葛岭、栖霞岭等。这些山比丁家山高一些,大约是海拔二百米左右。再以后,还爬了炮台山、凤凰山、狮峰、天竺山等。在制定宪法的繁重工作中,主席抽时间坚持爬山,充分体现了一位伟人的毅力和胸怀。这是主席在建国以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也是最有特殊风格的一次爬山活动。”④

于是,党中央接受了斯大林同志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批阅宪法草案文稿

9月28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它所担负的各项重大历史任务胜利闭幕。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从反动统治者专制独裁政治到人民民主政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为之奋斗的民主制度从此建立在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次伟大变革。

  九月二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出席会议代表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投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同意票一千一百九十七张。

⑤9.30,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已宣告成立,中国人民业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

民主原则,发起3次大讨论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等,通报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一月九日开始,计划如下:(一)争取在一月三十一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二)准备在二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三)三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三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四)四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五)五月一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四个月,以便九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②

  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第六条 规定:中国人民政协全体会议,每三年开会一次,由全国委员会召集之。全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时,得提前或延期召集之。但第一届由中国人民政协筹备会召集之。

顶层设计,带班写成宪法草案

  ⑨陈毅传达毛泽东关于政协工作的指示,1954年12月。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于1953年召开根据《共同纲领》、由人民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市、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提了一个总的思想,未设区的市以下选举是直接选举的)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来,1953年9月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又通过决议,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时间推迟到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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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毛泽东的住处刘庄附近,有座不大的山,叫丁家山。初到杭州,他就乘兴登上这座小山,并对跟随的工作人员说,他要每天坚持爬山。从这以后,果然是风雨无阻,天天爬山。天气好,起得早,就爬大一点的山;遇到下雨,或是起得迟了,就爬小山。这样坚持不懈,不仅游览了西湖名胜,还锻炼了身体,体重减轻了将近十斤。这对身躯高大偏胖的毛泽东来说,也是一个意外收获。

同时在会议期间,(在开幕式会后的主席团第一次会议上,产生了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名单)这次大会共收到代表提案14件。;在这14件提案中,其中有两件提案的内容大致相同。

集中精力,解决某一阶段的突出问题,是毛泽东惯用的工作方式。领导宪法起草小组起草“五四宪法”草案即是一例。1953年12月14日,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乘专列离开北京,于27日夜来到杭州,入住刘庄一号楼,集中精力用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数易其稿,写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五四宪法”草案稿本。在带班起草“五四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口头上谈意见和建议,而且多次在宪法草案的稿子上,注写批语,改写文字,将自己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顶层设计思考,寓于宪法文本。

  ⑿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1954年3月23日。

同时,在此期间,1954年6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起草完成,经反复讨论、修改,通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的审议。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共有1.5亿人参与了宪法草案讨论,共提出了118万条修改、补充意见和问题,几乎涉及宪法草案的每一个条款。

战略预见,开启宪法制定工作

  普选制的实行,使中国人民第一次自主行使神圣的民主权利。普选的成功,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奠定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理论基础和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政策基础﹐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做了政治理论准备。

做好任何工作,不能只依靠少数人的智慧和努力,应该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参与制宪工作是应有之义。毛泽东领导发起关于“五四宪法”的3次大规模的群众性讨论,是一次发扬民主原则、践行群众路线的典范,也是“五四宪法”能够成为一部“得到大家拥护”“得人心”的宪法的重要原因所在。

  ⑤这两个文件是:《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统一战线组织问题的意见》、《关于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时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见》。

大会经过八次全体会议,与会代表怀着参与开国盛事的使命感,对大会的各项议案进行了充分讨论和民主协商。

“五四宪法”的实行,适合了中国基本国情,推动了新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现行宪法的“八二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五四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谈到第四项任务时,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内部是团结的,这种团结还在增强着,但这不是说没有矛盾了,在各种生活中还是有矛盾的。因此就需要提意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需要加以调整。”他说:“内部关系要经常调整,政协就要担起这个任务。政协要把各方面的意见反映给我们,我们加以处理,所以政协大有事做。”有人担心政协是否会变成说闲话的机关。毛泽东说:“只要不是恶意,讲闲话也可以,这样可以使我们知道社会上存在着这样的意见。”

《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国家最高政权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

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大会主席台(左起:董必武、周恩来、李济深、刘少奇、毛泽东、朱德、宋庆龄、张澜、林伯渠)

  ④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6月1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26页。

1.民主建国纲领的起草

在某种程度上,3次大讨论,和毛泽东要求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读一批中外各类宪法的作法相似,既是一次民主讨论的过程,也是一次共同学习法律知识的过程。对于3次大讨论在“五四宪法”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曾经讲过:“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500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8000多人讨论,然后是3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00多人又讨论。”经过3次大讨论,可以说,“宪法的起草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是认真搞了的”,“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

  一九五三年六七月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第四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讨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后的统一战线组织

第二案:黄琪翔、张难先等十六人提请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义电告联合国大会,郑重声明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案。

作为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具有指明国家发展方向和道路的顶层设计意义。在毛泽东领导“五四宪法”制定工作的过程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顶层设计的问题,如“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基础?如何将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一步明确”等问题,经过毛泽东认真思考,形成了政治智慧成果,体现在了宪法草案中。

  会议通过的《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规定:“于一九五三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接着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将制定宪法,批准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纲要和选举新的中央人民政府。”③

为了开展选举工作,跟美国当年一样,国家开始着手人口调查与统计工作。政务院于1953年4月3日颁布了《为准备普选进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的指示》和《全国人口调查登记办法》。随后开展了全国第一次人口调查,截止1953年6月30日,《人民日报》1954年11月1日公布,全国总人口为601,938,035人,其中直接调查的人口为574,205,940人。其余为用其他方法调查的人口,包括没有进行基层选举和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待解放的台湾省以及国外华侨和留学生等。

新中国成立时,国内战争尚未结束,新生政权并不稳固,还不具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的客观条件,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实际状况,对巩固新生政权、恢复经济和安定社会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毕竟只是“临时”和“过渡”性质的纲领性文件,新中国需要在各方面条件成熟后,在合适的时机,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

  大概是老天作美吧,一九五四年初,杭州下了几十年未见的大雪。美丽的西子湖畔和远近的群山,都披上了银装。太阳一出,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毛泽东兴致很高。一起床就来到湖边观赏雪景。他身穿深色呢子大衣,头戴浅灰色呢帽,两手合插在身前,含笑站立在刘庄西湖边的石栏处,让摄影记者拍照留念。随后,他又兴致勃勃地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远眺西湖的雪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1949年11月15日,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吕格弗·赖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洛斯·罗慕洛,声明:人民解放战争业已获得了决定性的全国胜利,国民党政府已经流亡溃散,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政府正式要求联合国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力。此为后话。)

第三次大讨论,是将根据全民讨论的意见修改后的草案,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954年9月9日举行的第三十四次会议和9月14日举行的临时会议讨论通过,然后送9月15日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审议。其中,9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的参与者大多数是将要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从“五四宪法”起草的全过程来看,9月14日的临时会议是对“五四宪法”草案的最后修改。

  另一条意见是总纲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西藏的代表提出,这样写法不妥,说“改革宗教”还可以,说“改革宗教信仰的自由”,似乎是不要宗教了。语言学家也认为,“改革信仰”在文字上说不通。

《人民政协组织法》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全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就有关国家建设事业的根本大计或重要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议案。

  五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在刘少奇主持下,宪法起草委员会接连召开四次全体会议,对草案初稿逐章讨论,形成宪法草案(修正稿)。六月八日,刘少奇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对修正稿进行讨论。

经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三个多月紧张有序的筹备,1949.9.21-1949.9.3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当时还叫北平)中南海怀仁躺(当时人民大会堂还没建起)召开。它的会议议题有制定中国人民自己的临时宪章,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组织中国人民中央政府,以及国旗国歌历法等一些问题。

  在到会的一千一百四十一位代表的热烈的掌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

文章丰富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⑤侯波:《毛泽东身边二三事》。见《毛泽东与浙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31、132页。

中国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委托中国共产党负责并由周恩来主持建国纲领即起草《共同纲领》草案。6月30日,毛泽东先生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议论了建国的一些重要问题。

  三月九日,杭州宪法起草小组又提交了四读稿。三月十二日、十三日和十五日,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稿子。这样,宪法草案初稿的起草工作告一段落,准备扩大范围讨论修改后,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为此,会议决定:(一)以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等八人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初稿的最后修改;(二)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以李维汉为秘书长。

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成立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以别于1946年1月召开的“旧政协”),为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各项准备工作。当时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民主党派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沈君儒)、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1936.5,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41年参加发起筹建民盟,但保留自己的独立性;抗战胜利后,改称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5.10.28-1949.11,最后被统一于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6.4.15-1949.11,最后被统一于国民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热烈鼓掌)

政协第一届会议从1949.9.21开始,到1952年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届期满,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摆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这时候,党中央心思集中于生产力方面向社会主义过渡上,想等三大改造完成后再制定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目前仅对具有崇高威信的《共同纲领》进行修改或补充。但斯大林建议党中央别给西方反华势力口实,可以考虑尽早制定选举法和宪法。

  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举行第四十三次会议,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向会议提议: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于一九五三年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开始进行起草选举法和宪法草案等准备工作”。会议接受了这个提议。

4.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

  ⑥畈,田地。

1953年1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由33人组成,包括毛泽东、朱德、宋庆龄、李济深、李维汉、何香凝、沈钧儒、沈雁冰、周恩来、林伯渠、林枫、胡乔木、高岗、乌兰夫、马寅初、马叙伦、陈云、陈叔通、陈嘉庚、陈伯达、张澜、郭沫若、习仲勋、黄炎培、彭德怀、程潜、董必武、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赛福鼎、薄一波、饶漱石等。委员会主席由毛泽东担任,李维汉任秘书长,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协助。委员名单由毛泽东提出,构成比例为:民主党派如民革、民盟、民建各2位,其余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各1位。法律人尤其需要记住的是,宪法学家许崇德先生就是从此时,由田家英点名参加宪法草案起草辅助性法律资料工作出来的。

  制定宪法;

同年12月,召开了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章程》宣告,共同纲领已经为宪法所代替,人民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是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将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

  通过政府工作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全体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委员会组织法》,对我国政权建设具有开创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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