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 胜博发-现代文学 2019-11-30 11:45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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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刘

一九六二年的头几个月,中苏关系总的说是在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度过的,但平稳之中也有波折。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续任国家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刘少奇对毛泽东历来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在指导“四清”运动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毛、刘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杨尚昆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和我们简要地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细细探索起来,“文革”的前奏早已开始: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是其前奏,“四清”

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在北京召开,主要议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三线建设问题等。

  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刘少奇虽然不断向毛泽东汇报情况,但毛泽东已经不再同刘少奇商量重要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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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也是其前奏。毛泽东对外“批修”,对内搞“四清”。“四清”运动,1962年底在中国农村逐步推开。那“四清”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叫“小四清”。后来扩大为“大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六月八日,在会议进行了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第一次在会上讲话。一边讲,一边同大家议论。他着重讲了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三线建设的问题。

  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3月1日。《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29页。)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覆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四清”运动中,毛、刘渐生裂痕

  “四清”运动在农村开展。城市里则进行“五反”运动,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关于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世界上有两种共产党。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刘少奇插话说:苏联,一个是这次出修正主义,一个是十月革命,都有伟大的国际意义。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将来会不会出修正主义呢?不注意,一定要出。毛泽东说:已经出了嘛!像白银厂,陈伯达调查的小站公社不是已经有了嘛。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刘少奇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当刘少奇说到中国出了赫鲁晓夫,各省赞成我看也不容易,毛泽东接过来说:我看这个问题要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要顶住。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似乎这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当然,他还是讲两种可能性。不过,他把工作部署的重点放在出的可能性上。

  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后,三月三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对来信的估计及对策,并要中联部起草复信。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30页。)同一天,派专机将苏共中央来信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

刘少奇: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

  后来,“四清”与“五反”运动合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

  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毛泽东说:宋任穷的一个材料①(①指宋任穷1964年5月13日报送的关于一个农村党支部培养接班人问题的材料。5月18日,毛泽东将这个材料印发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很值得注意。那个支部书记说要注意后事,注意培养提拔青年人。这个材料要发到各县、各社、各队去。你不注意培养后代怎么行?现在,就是不让青年人上来,有些人占着位子,都是老年人。总之,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干部配备也要有一、二、三线。不能一个人死了,没人管事了,要准备几线。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出发前,田家英对我说,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毛泽东以为,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在南斯拉夫复辟,为了防止中国“变修”、“变色”,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在1963年5月9日发出了警告:如不警惕,“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报告。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一个简短发言。

  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三月二十九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①(①邓小平同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2年4月9日。)

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进行。毛泽东虽在会议上大谈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提出要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由于国内日益严峻的形势,处于一线的部分党内领导人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国民经济调整上。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人物”。他早在庐山会议上便已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斗垮彭德怀之后,毛泽东已在寻找新的斗争对象。他的极左思想不断膨胀,他的斗争矛头指向了多年来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刘少奇。

  他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事先料不到。比如苏联出修正主义,也是料不到的一件事呀,它就出了嘛。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嘛,它要出嘛。比如中国的牛鬼蛇神,“有鬼无害论”,它要出嘛。总的我看我们是乐观的。但是要准备另一方面,天要黑。天天是晴天,没有下雨?没有打雷?没有阴天呀?这个社会就那么干净呀?我看永远不干净。不干净才合理嘛,不然就没有矛盾了嘛。对立统一,是两个侧面的统一。你只有一个侧面,还有什么对立统一?他又说:还是要有信心。中国一定要出赫鲁晓夫?不一定。有两种可能。我说,出了也不要紧,你苏联还不是出了赫鲁晓夫?将来那个列宁主义势必要翻起来的。还是那两句老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③(③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11日。)

  然而,从一九六。年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以后,苏共中央已无意再开这样的会议。他们五月三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1962年冬到1963年初,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跑了11个省,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和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毛泽东讲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情况,其他各省都不讲。毛泽东对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并未引起党内同志的重视。

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我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

  陈伯达第一次得悉毛泽东要整刘少奇这一惊人消息,是在1965年1月。

  六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一起,在北京西郊观看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部队等的汇报表演。

  这时的中苏关系,可以说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两党之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两国关系又因为新疆部分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事件而紧张起来。

为此,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推荐批印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贯彻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决议、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总结的一套“左”的经验,为刘少奇指导全国“四清”运动提供了依据,认为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

  夜深了,陈伯达服了安眠药,迷迷糊糊躺在床上。电话铃声急促地响起。那是一只机要电话,势必有要紧的事要告知他。他赶紧驱走睡意,接了电话。果真,事关重大:毛泽东要他马上去一趟!陈伯达岂敢怠慢。对于毛泽东的召见,他总是召之即来。毛泽东习惯于夤夜工作,苦了陈伯达。

  十六日这一天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这是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接班人问题的著名讲话。①(①毛泽东关于接班人问题讲话内容,见本书第1300、1301页。)

  从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从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究竟“怀的什么孕”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五反”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我对刘少奇讲了,我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这几件事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匆匆赶到毛泽东那里。原来,毛泽东要起草一份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由他口授,陈伯达笔录。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讲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地方抓军事的问题。他要求各大区、各省都要搞军工厂,搞民兵和地方部队,要作出计划。要把民兵工作好好整顿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他把地方抓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提了出来。

  从四月下旬起,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

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并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像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少奇

  从毛泽东的话里,陈伯达这才轧出重要的“苗头”———毛泽东要整刘少奇!

  六十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从韩国、日本到台湾一线),而蒋介石集团时刻准备反攻大陆。尤其是南面,自一九六一年开始的美国侵越战争步步升级,后来一直发展到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构成对中国的直接威胁。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人民解放军最高统帅的毛泽东,对国家的安全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密切注视着越南战争的发展,对战备工作作出一系列指示,包括三线建设问题、作战方针和作战方法问题、后勤保障问题等,要求地方抓军事,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①(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62年4月27日。)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同国内严峻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思考如何防止国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2月25日,刘少奇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强调指出:“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在刘少奇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

1964年冬,“四清”运动“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中央利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地大多数负责同志都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准备再制定一个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我是人大代表,按照中央的通知回京参加会议,同时,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原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分歧由来已久,直到这时终于表面化了……

  当年,毛泽东对战争的可能性作了过分的估计。但他仍然作两种估计:打得起来,或者打不起来;世界性的战争存在着可以避免和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②(②毛泽东听取贺龙、罗瑞卿、杨成武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5年4月28日、29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②(②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纪要,1962年4月30日。)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同时,他认为一定要把贫下中农组织好,在农村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把工人和农民这样的大多数、贫下中农先团结起来,然后团结那个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这次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以及开展运动的方法等各方面都有分歧,刘受到了毛的批评。会议开始用了5天时间交流情况,提出问题,准备起草文件。

  毛泽东搞社教运动,像搞“文革”一样,事先并没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而是干着看,边干边摸索。

  毛泽东一直有个愿望,想骑马从黄河人海口沿黄河而上行,对整个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源头作考察。为了实现这个想法,一九六四年夏天,他到北戴河一边工作一边休息时,特地带了一匹军马,有空便练习骑马。八月二日和四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以此为借口在八月五日悍然轰炸越南北方,跨过它自己宣布的“战争边缘”,走上扩大越南战争的危险道路。消息传来,中国政府在八月六日发表声明,对美国的侵略行径提出警告。毛泽东在当天审阅了这个声明稿。形势的突然变化,使他不能不放弃沿黄河考察的计划。他在声明稿上批示:“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①(①毛泽东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6日。)

  这以后,中共中央在五月中旬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六月底,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并于3月1日发出。

关于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说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运动的性质就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只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是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在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时,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最初,刘少奇对社教运动是投赞成票的。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总参谋部作战部起草了一个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审阅并批准这个报告,要求精心研究,逐步实施。并催问国务院组织专案小组,已经成立、开始工作没有?②(②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2日。)八月十九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三人联名提议,国务院负责这项工作的专案小组,由李富春等十三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毛泽东表示赞同。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③(③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北戴河会议期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④(④毛泽东同中共西北地区负责人谈话摘要,1962年8月3日。)这一时期,另一个需要特别谨慎处理的问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视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陈伯达起草会议《纪要》,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文共17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照发”。1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纪要》。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开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一次提出十条政策,人称“前十条”。

  六月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农村社教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这以后,刘少奇代表中央多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下去蹲点,他自己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起通过王光美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搞了一个典型。六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四日,他在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同各省市党委负责人座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回到北京,于八月一日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

《纪要》印发后,会议继续进行。1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讲起,说那个时候单干风刮得很厉害,邓子恢就是一个。我讲了形势、阶级、阶级斗争以后,情况就变了。

  毛泽东为“前十条”的前言,亲笔加了一大段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所加的这一大段话,后来被作为毛泽东的一篇著作发表,题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刘少奇没有参加杭州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杭州小型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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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十条”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前十条”的核心,便是“抓”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前十条”指出,社教运动的任务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斗争”。

  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①(①1962年4月14日《人民日报》。)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②(②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①(①1962年5月15日《人民日报》。)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要求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册子,严肃地说:《宪法》、《党章》都是我们自己通过的,为什么自己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对“前十条”,刘少奇是支持的,这年9月,中共中央又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也是十条,称“后十条”。“后十条”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刘少奇也是支持的。刘少奇对于社教运动所作的几次讲话,有些观点也相当“左”。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②(②[澳]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三联书店1971年5月版,第390页。)

这一时期,刘少奇也多次提出“挖根子”。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在听取王光美的汇报时指出,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根子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敢犯大错误。

  但是,后来刘少奇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产生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比如,对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刘少奇主张是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一定什么都“以阶级斗争为纲”,都要从“两条路线”、“两个阶级”的高度去上线上纲。再如,毛泽东提出社教运动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不同意。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到了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中国外交部在七月八日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

科员不拉科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处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也不敢胡搞。他强调,上面的根子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是公社的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

  毛、刘之间的分歧,到了1964年底逐渐激化。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虽然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还是信任和倚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又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发生在中央高层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使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着与刘少奇不同的思路。而这种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问题,在运动开始时尚不十分明显。但随着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分歧日益加剧。

  1964年12月15日至12月底,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社教运动的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考虑到毛泽东当时身体不大好,没有请他出席会议。12月底,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会议制定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共17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国。

  关于“后十条”提出的依靠贫下中农、依靠基层组织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杨尚昆揭秘:毛泽东刘少奇因何事爆发正面冲突

  从1965年元旦之后,至1月14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改由邓小平主持。邓小平以为,这是一般性的工作会议,况且第一阶段会议毛泽东也未参加,也就劝毛泽东不必参加第二阶段会议。不料,毛泽东心中不悦,径往会场,出席会议。

  谈到“后十条”中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①(①转引自《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43页。)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②(②中央军委的工作报告,1962年8月10日。)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杨尚昆为撰写回忆录,先后三次同中央办公厅的几位老同志一起系统地回忆1960年代的农村“四清”运动。他的回忆,既谈了带领中办30多位同志去陕西长安县蹲点的经历,也谈了对“四清”运动中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毛泽东在会上,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搞“人海战术”、“繁琐哲学”、“倾盆大雨”、“神秘化”、“打击面过宽”等等。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①(①刘少奇在中央各部门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在同毛泽东商量后,周恩来七月二十三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③(③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与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给陈毅并代表团的指示,手稿,1962年7月23日。)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维民曾长期担任杨尚昆的秘书,也曾跟随他到长安县蹲点,他将杨尚昆的这几次谈话整理了出来。2015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口述史(1949-1978)》一书收录了此文,原题《听杨尚昆谈“四清”运动》。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节选部分内容转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毛泽东说到社教运动的矛盾时,刘少奇插了一段话:“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刘少奇这次讲话,在各级干部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对“四清”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下去蹲点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讲话后不久,刘少奇便于八月五日离开北京,南下广州主持修改“后十条”。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农村开展“四清”运动的历史照片

  毛泽东一听,面露愠色。他猛吸着烟,沉默不言,顿时会场陷入了僵局……

  修改“后十条”,是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的。当时决定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和回京讲话后,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刘少奇对毛泽东历来是十分尊重的。但是,在指导“四清”运动中,通过一些具体问题,毛、刘之间逐渐产生了裂痕。这是“四清”运动中的一件大事,对“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有直接的影响。杨尚昆对这件事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和我们简要地谈了谈这方面的情况。

  就在这天夜里,毛泽东急召陈伯达,口授指示,毛泽东说一句,陈伯达记一句。毛泽东说一条,陈伯达记一条。

  田家英参加了“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他在随刘少奇离京去广州的前一天,八月四日,曾经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这些意见转告了刘少奇。①(①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9页。)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还在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四清”运动中,毛、刘渐生裂痕

  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陈伯达尽力提起精神,却只是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自己的思维变得非常迟钝。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乃至两人关系问题上出现一些不协调、不和谐的情况。

  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1964年8月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刘少奇主持修改“后十条”。同日,刘少奇带着田家英离开北京先后去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和云南考察“四清”运动情况,准备在广州由田家英执笔修改“后十条”。出发前,田家英对我说,他是毛泽东的秘书,随刘少奇出去思想有顾虑。但是党中央副主席要他去,他不好不去。田家英还认为,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的一些言论和1962年提出“包产到户”的建议受到批评以后,在政治上毛泽东已经不那么信任他了。果然,这次田家英随刘少奇出去,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把田家英拉过去了,从此对田家英明显地疏远了。

  总算记完了,毛泽东让他回去整理,陈伯达这才松了一口气。

  刘少奇从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

  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

原来,毛泽东几次提出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亲自向群众宣讲两个“十条”。但是省、市一级领导干部下去的并不多。1964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一封信的指示》,再次强调要下去蹲点,省、市委书记们就纷纷下去了。有一次,毛泽东见到我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叫省委书记们下去,他们就是不动。少奇一骂,他们就下去了。”

  陈伯达回到家中,囫囵而睡。安眠药的药力总算退去。他在大清早起床,比往日早了两个多小时,赶紧翻看记录,心不由得收紧了。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做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6日。)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①(①毛泽东听取杨成武、许世友汇报时的指示记录,1962年6月3日。)

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下去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王光美在桃园大队总结的一套“左”的经验,为刘少奇指导全国“四清”运动提供了依据,认为它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经验。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宣讲她的“桃园经验”,一口气讲了5个钟头。毛泽东就说:“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5个钟头还讲不完!”下面的同志对此也有些反映。这个情况我对刘少奇讲了,我说你从来对你的夫人要求严格,为什么这次让她到处去讲话呢?刘少奇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他,固然早就“跟准”毛泽东。可是,在他的心目中,刘少奇是第二号人物,也必须“紧跟”的,早在中共北方局工作时,那位不曾露面的中央代表刘少奇,使他肃然起敬。在中共七大,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105次之多。此后陈伯达写文章,也言必称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之后,刘少奇的地位更加显得重要。陈伯达看风使舵,与康生一起,重新发表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不仅在《红旗》杂志上刊登,而且印了1500万册单行本。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陈伯达原本是两边讨好,左右逢源。眼下,毛泽东与刘少奇产生严重分裂,陈伯达必须在两者之中择一而从。理所当然,他倒向毛泽东……

  毛泽东十八日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②(②毛泽东给刘少奇的复信,手稿,1964年8月18日。)

  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②(②毛泽东在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中加写的话,手稿,1962年6月11日。)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十八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③(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通知,手稿,1962年6月18日。)

刘少奇与王光美

  ※        ※         ※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八月十七日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这几件事都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他着急地要整理笔记。无奈,昨夜在迷迷糊糊状态下所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他打电话急召王力,王力还在睡梦之中呢。王力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去。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同“后十条”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向前进了一步。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后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目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①(①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二十三条”矛头指向刘少奇

  王力到底比陈伯达小17岁,此时只有44岁,头脑比陈伯达灵活。他帮助陈伯达从那混乱的记录中理出头绪,分了一条又一条。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②(②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后来“--+三条”也引用了这六条标准,文字有二处改动:第二条的“彻底解决”改为“解决”;第五条“认真监督、批评,……就地改造”,改为“认真监督,就地改造”。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232页;同前书第20册,第22页。)。

  毛泽东原打算六月二十三日离开武汉到青岛,后来改变主意,想在武汉多游几次长江。六月二十二日,他在写给彭真的信中说:“我现决定在武汉住到月底,游长江对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团,都在武昌谈话。请你安排。”②(②毛泽东给彭真的信,手稿,1962年6月22日。)

1964年冬,“四清”运动“左”的倾向进一步发展。为了解决运动中产生的问题,中央利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各地大多数负责同志都在京的机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准备再制定一个指导“四清”运动的新文件。我是人大代表,按照中央的通知回京参加会议,同时,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

  就在这天,会场上再度出现紧张的气氛:毛泽东手中拿了两本小册子,来到会场,毛泽东在讲话之前,亮出了手中那两本小册子———一本是宪法,一本是党章。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①(①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4年8月19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转发“桃园经验”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19日。)

  毛泽东六月三十日离开武汉。在返回北京途中,向几个省的负责人着重了解他十分关心的夏收情况。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而河南、山东是几年来农业减产最严重、经济最困难的两个省份。此前,六月十八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产了十亿斤。这些情况,对毛泽东作形势估计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七月五日到了天津,听刘子厚汇报时他说:“今年河南麦收秩序空前好。湖南也很好。麦收秩序空前好,出乎干部群众的意料。”③(③毛泽东听取刘子厚汇报时的插话记录,1962年7月5日。)七月六日晨,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这次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在“四清”运动的性质,以及开展运动的方法等各方面都有分歧,刘受到了毛的批评。会议开始用了5天时间交流情况,提出问题,准备起草文件。关于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刘少奇说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泽东说运动的性质就是解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只好接受毛泽东的意见。

  直到毛泽东开始讲话,大家才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毛泽东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规定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规定我有党员权利。现在,有个人不让我来开党的会议违反党章;有个人不让我讲话,违反宪法!”

  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这时,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调整农业、工业、商业等方面政策的文件,为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作准备。一件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陈伯达起草会议《纪要》,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文共17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照发”。12月2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纪要》。

  毛泽东所说的一个人是指主持会议的邓小平,显然,他误会了邓小平的好意,以为不让他来开会;另一个人,当然是指刘少奇。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克服农村面临的困难,在安徽等地曾经实行过“责任田”、“包产到户”等做法,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明显成效。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①(①邓子恢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5月9日。)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四清”运动中,毛泽东、刘少奇之间产生裂痕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言词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毛泽东动了感情,把刘少奇昨天的插话,当作压制他的发言。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如此盛怒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是几十年来头一回。两位主席的对立,此后在“文革”中被说成是两个司令部———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的斗争。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陶鲁笳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

  六月底,田家英结束了湖南调查,回到北京。他在调查中间,遇到一个突出而又出乎他意料的情况,就是一些地方的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或分田到户,因而他逐渐萌生了用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渡过暂时困难的想法。五月初他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时,曾反映过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毛泽东反应冷漠,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纪要》印发后,会议继续进行。12月28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从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讲起,说那个时候单干风刮得很厉害,邓子恢就是一个。我讲了形势、阶级、阶级斗争以后,情况就变了。他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两本小册子,严肃地说:《宪法》、《党章》都是我们自己通过的,为什么自己又不遵守?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我这个党员能不能参加你们的会议?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有所指的。因为在一次会议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曾被刘无意中打断;在这次工作会议之前,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次例行的工作会议,曾对毛泽东说,你也可以不参加这次会议。

  会后,经彭真、陶铸等的劝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刘少奇说,他不该插话,插话是对毛泽东不尊重的表现。毛泽东则不满意于刘少奇的检讨,说问题不是对他尊不尊重,而是彼此之间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③(③毛泽东同华北局及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等省市负责人谈话记录,1964年8月20日。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田家英回到北京时,毛泽东还在外地,他立即向刘少奇汇报。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他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司以报告主席。刘少奇说,可以。

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12月31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说《纪要》“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1965年1月3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又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说“四清”工作队1万多人集中在一个县“搞人海战术”,工作队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是“烦琐哲学”,反人家右倾实际自己右倾。不依靠群众,搞神秘化扎根串联,结果运动冷冷清清。1月8日,毛泽东在《纪要》中加写了一段话:“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纪要》形成23条,1月14日正式发出,这就是那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二十三条”。

  陈伯达意识到一场新的“路线斗争”开始了。唯一的抉择,便是继续“跟准”毛泽东。

  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二十二日,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但过了几天,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①(①毛泽东关于印发“桃园经验”报告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②(②毛泽东给邓小平的批语,手稿,1964年8月27日。)

  毛泽东七月六日清晨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经济。

1964年10月1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

  他唯毛泽东之命而从,着手起草新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田家英讲完了,毛泽东突然提出一个问题:“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刘关系出现裂痕,还可以追溯到1959年庐山会议。庐山会议原本是反“左”,彭德怀的信印发以后,突然变成反右,对此刘并不赞成。1962年七千人大会,刘说,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发生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显然,刘的这番话毛是难以接受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指责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同时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没有顶住“单干风”,思想右倾。1964年底毛、刘终于在“四清”运动性质问题上爆发了正面冲突。1965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时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毛泽东讲的中央出修正主义,指的就是刘少奇。可以说,从那时起,毛泽东已经公开号召全党向刘少奇造反了。

  中南海迎春堂陈寓,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陈伯达在执笔。

  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③(③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记录,)964年8月29日。)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毛泽东再没有说什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①(①《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1—93页。)

杨尚昆披露:窃听毛主席 60年代“秘密录音事件”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④(④访问陶鲁笳谈话记录,1999年7月13日。)

  直接向毛泽东当面陈述意见的,还有陈云。陈云六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②(②陈云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62年7月6日。)

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北京日报》6月19日刊登巴人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那段历史。

  “秀才”们讨论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送给通讯员。小轿车出发了,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毛泽东出席了八月三十日的会议。他表了态: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①(①毛泽东在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30日。)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③(③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82年11月22日。)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调查研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在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前几天,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4月27日下午5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小平、彭真略谈了一下情况”。回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处于中央一线工作的最高领导人汇报,看来此事非同小可!此后几天,杨尚昆又先后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等人多次谈话。而这几天来搅得杨尚昆吃睡不宁的,正是震动中央高层的所谓“窃听器事件”(也称“秘密录音事件”)。

  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九月一日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①(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7月2日。)

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毛泽东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②(②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的指示,手稿,1964年10月24日。)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后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

  过了几天,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也谈到了包产到户问题。他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②(②《邓小平文选》第l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22—327页。)

毛泽东为何大发脾气?根据毛泽东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总算把文件全部写出,排好,众“秀才”都困乏了,回家了,陈伯达却没有休息,步行前往中南海甲区———亲自给毛泽东送去。

  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

  刚刚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深深地感受到了包产到户主张所形成的强烈冲击。这可能是他没有想到的。这些意见,同他在外地所听到的以及他自己所想的竟是那样的不同。

从杨尚昆的日记的注释和叶子龙的回忆录中看,对毛泽东的录音始于1958年11月。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准确、更完全地保存党中央会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会议上的讲话的历史文献资料。录音工作的建议是叶子龙首倡的。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和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觉得有责任利用现代化的记录手段,“尽量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过这个建议。从以后的结果看,最高权力层面似乎是接受和执行了这个建议的,毛泽东本人也是认可了录音的做法的。毛泽东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经过毛泽东改定,文件在1965年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

  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对于包产到户问题,毛泽东在一九六一年曾一度采取试试看的态度。据薄一波说:“曾希圣同志于三月十五、十六日向毛主席汇报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你们试验嘛!搞坏了检讨就是了。’曾立即打电话告诉省委:‘现在已经通天了,可以搞。’广州会议尚未结束,毛主席又通过柯庆施同志转告曾希圣同志说:可以在小范围内试验。三月二十日,曾希圣同志又给毛主席并少奇、恩来、小平、彭真、庆施同志写信,如实分析了实行‘责任田’的好处和坏处,认为好处明显,大于坏处。毛主席未表态。一九六一年七月,曾又赶到蚌埠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勉强说了一句:‘你们认为没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广。’”①(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114页。)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中央确定农村人民公社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包产到户采取了否定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看到一些省份夏收情况比预料的好得多,而党内高层却有相当一部分人主张包产到户或分田单干,他觉得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然而,问题又出在这个规定上。譬如,有些会议,恐怕中央领导同志是不愿意录音的。这又该怎么办?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毛泽东批评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叶子龙在回忆录中写道:“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主席外出录过音。”

  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人称“二十三条”。

  毛泽东在抓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也十分关注经济工作。他抓经济工作,主要侧重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战略、发展方针和发展目标的制定,并且紧密联系到当前的战备工作。他多次听取经济和计划工作部门的汇报,提出意见。

  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毛泽东表明了他对包产到户的反对态度,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②(②周恩来同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负责人谈话记录,1963年6月18日。周恩来台历。《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增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93页。)会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九日和十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先后同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谈话了解情况。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

  在正文之前,有一通知,强调了此件乃“标准件”,否定了以前文件中与此件的“抵触”之处。

  当时,经济发展的势头很好,有望提前实现经济调整的各项任务,使国民经济重新走上稳步增长的轨道。在这种形势下,筹备召开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确定国民经济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更加长远一些的奋斗目标,便提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①(①《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61页。)

在此后的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国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现在把这个文件发给你们,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还在一九六三年夏,毛泽东就提出:把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这三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仍然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计划的方针。三年过渡之后,搞一个十五年的设想,就是基本上搞一个初步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或者说工业体系;然后再有十五年左右,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①(①转引自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9月6日。)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这个文件发至县、团以上党委和工作团、队党委。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决定起草委员会,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参加。随后,形成了题为《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党内文件。制定这样一个文件,最先是毛泽东提议的。尽管这个文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但它表明中央领导人已开始考虑经济恢复以后下一步的发展问题。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②(②《杨尚昆日记》(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96页。)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中央

  这个文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设想:“在三年过渡阶段之后,我们的工业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搞十五年,建立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再用十五年,使我国工业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①(①《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196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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