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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一九七四年元旦,八十高龄的毛泽东迎来又一个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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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一中美会谈之后

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这一天,周恩来将年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会议商定了当前需要做三件事: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十二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①中共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这次报告也是如此。

阅读《大动乱的年代》完毕

  就在周恩来病势渐重之际,邓小平重新崛起,分担了周恩来的重任,成了“周恩来第二”,成了江青新的政敌。

  70年代初期,随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和“四人帮”的形成,全国的政治斗争局势变得更为严峻复杂了。毛泽东在错误地估计“文化大革命”“成绩”的同时,确也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弊端,因而相继发出指示,意在局部地解决一些问题,稳定局势。但此时“天下大乱”的局面已经难以收拾了。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面对国民经济遭受巨大破坏,各方面工作停滞混乱的状况,忧心如焚。他力图利用林彪垮台、毛泽东号召开展批林整风的机会,千方百计采取措施,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整顿、恢复各方面的工作。叶剑英也正是在这样的大气候下,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部署,对军队进行初步整顿,取得了一些成效。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一月上旬,周恩来又主持召开过几次政治局会议,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1973 年 11 月,毛泽东依据不可靠的信息,误认为周恩来在一次外事活动中说了错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会错误地批评了周恩来。江青在会上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陷周恩来“迫不及待”。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 12 月 9 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谈话中,一方面肯定这次会,认为“这次会开得好,很好”,另一方面批评了江青的提法,说:“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按指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 12 月12 日,毛泽东在讨论由他提出的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了话, 12 月 13 日、 14 日和 15 日又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了话,批评了“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还提出邓小平当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还肯定了福建李庆霖的信和辽宁张铁生的信,提出不要看不起“儿童团”,在北京要把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要他们考。 12 月 21 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讲话中,提出:“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说朱德是“红司令”,还作了自我批评,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邓小平在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开始成为周恩来的副手。

  然而,树欲静,风不止。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竭力掩盖他们同林彪勾结的真相,把自己打扮成“反林英雄”。他们利用批林整风之机,网罗党羽,进一步发展帮派势力。1972年9月,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很快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江、张、王、姚结成“四人帮”,密谋策划,制造混乱,一心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泽东对江青这帮人虽然予以重用,但并不完全放心。他坚持让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工作,让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工作。这样一来,“四人帮”便把攻击的主要矛头对准周恩来,同时也指向叶剑英,他们大造舆论,反党乱军,处处与叶剑英为难作对,妄图削弱他对军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叶剑英在湍急的漩涡中,力挽狂澜,辛勤工作,既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又讲究策略的灵活性,与“四人帮”苦苦周旋,极力维护军队稳定的局面,艰难地把军队工作推向前进。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这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与王洪文共同署名)中,只讲到“批林整风”,全都没有提到“批林批孔”。

1974 年 3 月,江青反对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毛泽东 3 月 27 日致江青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毛泽东又于 4 月 4 日批准了邓小平在大会的发言稿。 4 月 10 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 7 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毛泽东一方面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继续信任,另一方面清醒地意识到“四人帮”特别是江青“积怨甚多”。他发觉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运动进行篡权活动,对他们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7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告诫江青:“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你也是难改呢。”当众宣布:“她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并且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上海帮”的问题。不可低估毛泽东的批评的意义,它使政治局成员心中有数了。

  只是由于他复出不久,邓小平在中共“十大”只是成为中共中央委员。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未能进入政治局。

  1973年11月下旬,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江青就突然发难。她说,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问题上有错误,要做检查。在江青一伙的鼓噪下,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连续开了几个下午和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在会上疯狂攻击周恩来和叶剑英“丧权辱国”,搞“投降主义”。这完全是对历史事实的颠倒。事实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是毛泽东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从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方面就通过多种方式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1971年7月,尼克松派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来北京,叶剑英奉命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协助周恩来同他会谈。7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公告,宣布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1972年2月,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与公开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会谈。以后,叶剑英又协助周恩来多次与基辛格会谈。双方经过多次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了《中美联合公报》,从此两国结束了长期的敌对状态,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以后,叶剑英又几次接待了来华访问的基辛格、黑格等人。叶剑英还协助周恩来,开展了其他许多外事活动,如1972年9月25日参加接待访华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等。通过这些工作,打开了中美、中日关系的大门,是中国外交事业的重大突破,大大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也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光辉业绩,哪里是什么“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呢!江青一伙故意变功为罪,纯属造谣诽谤,栽赃陷害!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来得十分突然。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带病主持国家人事安排工作。 12 月 23 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 23 日、 24 日、 25 日和 27 日,毛泽东同他们作了四次谈话。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说他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毛泽东批评江青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又说: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又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毛泽东再次提出:“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并对邓小平高度评价:“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政治比他(指王洪文)强,他没有邓小平强。”毛泽东还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毛泽东还提名陈锡联为副总理,说张春桥有才干。 1974 年 12 月末至 1975 年初,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谈话要点。在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和对周恩来、邓小平的工作的支持,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的召开,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江青的“组阁”未成,把政治局的许多委员都骂了。毛泽东批示:“她看得起的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要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

  中共“十大”结束才三个多月,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在周恩来遭到围攻的日子里,叶剑英仍在忙碌于军委的日常工作。江青一伙有意不让他参加会议。他们以为打倒了周恩来,叶剑英也将随之被打倒。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前面说过,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

1975 年 1 月 5 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 月 8 日至 10 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批准李德生关于免除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会议期间,毛泽东再一次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还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10 日深夜,江青到北京卫戍区某部一个连队“看望”指战员。在谈话中,她歌颂吕后,吟哦唐人李商隐的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用以发泄她对中央人事安排的不满。 1 月 13 日至 18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 2864 人。大会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朱德主持了大会,张春桥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重申了 1965 年初三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 20 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重申了党和毛泽东关于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等一系列经济建设的方针。大会通过了宪法,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 · 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四届人大的召开,是党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八年动乱之后,为了稳定政治局势,使国家的政治生活逐步转上正常轨道所作的一次努力。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使江青等人的组阁阴谋终于未能得逞。大会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通过的文件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

  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出任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说:“邓小平是回政治局——他原先就是政治局委员。这次,是政治局请他回来,不是我一个人请他回来。”

  叶剑英非常关心和理解周恩来的处境,知道自己也是被攻击的对象,作好了思想准备。他既不申辩,也不去作违心的检查,而是冷眼观察,泰然处之。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如有的文章写道:“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②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江青集团是我党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一个集团。它与林彪集团一样,是“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党和国家一切正常秩序与正确原则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形成的。它具有地位高权力大、有些犯罪活动是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组成了反动帮派体系、犯罪行为涉及面广和后果严重等特点。他们赖以存在的条件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政策,以及毛泽东在一个时期对他们的信任和重用。他们是“文化大革命”中依靠“造反”起家和狂热“左”倾的政治势力的代表。他们利用和助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群众,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极力阻止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纠正,在党中央进行宗派活动,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操纵一些地区的派性斗争,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粉碎“四人帮”具有极其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是粉碎“四人帮”十分顺利的根本原因。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从而结束了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这是因为毛泽东事先跟周恩来等商议,得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同意、支持。

  然而,江青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提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妄图将其打倒。同时提出要将她自己和姚文元、汪东兴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满怀希望地将此事上报毛泽东。江青还让王洪文把他们围攻周恩来的会议记录抄成大字本,一并报送。谁知大字本还未报上去,毛泽东的指示已经下来:“不要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增补常委,不要。”这样,江青企图抓住中美会谈问题打倒周恩来、叶剑英的阴谋,才未得逞。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一九七四年元旦,江青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于是,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遵照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决定:

  二苦撑军队危局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④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还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4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元旦献词》,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儒反法思想的批判”、“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1月13日、22日,江青直接给空军、海军领导人和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写信、送材料。要求部队讨论她的御用文人们整理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等材料,开展批林批孔。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参与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迟群(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⑤他们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件事。几天后,迟群等又给江青写信说:“您亲自抓批林批孔,抓部队、国家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抓教育革命,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事。⑥”这里只讲江青“亲自抓批林批孔”,连毛泽东也没有提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这样,邓小平复出后,迈上了第二个台阶:由国务院副总理,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三方面,邓小平都担任了重要职务。

  1月24日,江青又以个人名义直接给叶剑英和军委的领导人写信,要求军队系统大力开展“批林批孔”,并要求召开军队驻京机关“批林批孔”大会,由江青的两个干将迟群、谢静宜作报告。在此前后,江青还以个人名义向全军指战员以及参加西沙之战的全体军民写信送材料。叶剑英接到这些信,十分气愤。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插手军队?她一个政治局委员,怎能背着中央,凌驾于国务院、中央军委之上,以个人名义指手划脚,指挥部队?这太不正常了!但是,叶剑英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主席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如果进行公开抵制,显然是不策略的。总政治部只好于1月24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报告会。参加会议的有军队驻京14个大单位的干部战士1.8万人。会前,秘书给叶剑英准备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稿,但他在会上却没有讲。除了宣布:“开会”和“散会”以外,其他的话,他一句也不愿多讲。迟群、谢静宜在会上盛气凌人,信口雌黄。军队许多老干部根本听不下去。①到了1月25日,江青又用同样手法,对周恩来搞突然袭击,让他主持召开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大会,还是由江青的两个干将在会上大放厥词。在这两次大会上,迟、谢都秉承江青旨意,以所谓批林批孔要联系实际为名,抓住某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入学、当兵问题大作文章,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进行影射攻击。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以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的“三箭齐发”的办法,进一步搞乱军队,搞乱全国。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她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地,以江青的名义向这些单位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春节期间(一月二十三日起),江青对迟群等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⑦”二十四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他出现在纽约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讲坛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阐述外交政策,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在国际上公开亮相。

  军队系统开过大会以后,叶剑英为了稳住军队,没有具体布置全军如何进一步开展“批林批孔”。江青一伙见此情景,气急败坏地说:“军队最难办”,“要放火烧荒”,“要整整军队”。面对江青一伙的攻势,叶剑英经过认真考虑,采取了巧妙的反击措施。1月30日,他直接写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对他的“帮助”。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江青策动下,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为了使大会的主要发言者迟群等明白她要开这次会的“背景”,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

  此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谁前往联合国时,江青激烈地反对邓小平去。

  毛泽东看到叶剑英的信后,于2月15日作出批示,对江青一伙的作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毛泽东写道:“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毛泽东制止了江青一伙准备在全国播放“一二五”大会录音的打算。2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意见发出通知,提出领导干部送子女参军、入学问题,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张春桥竟然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从反面证明,叶剑英给毛泽东写信的作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所谓“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历来是指周恩来的。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⑧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到会的年迈多病的郭沫若,也被江青当场点名。

  这样,毛泽东在写了那封“不见还好些”的信后第七天——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不得不再给江青写了一封信: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在军队拿叶剑英开刀,进而大整军队老干部的阴谋未能得逞。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还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包括批判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所谓“黑线回潮”,⑨追查所谓“蜗牛事件”,⑩迫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⑾等等,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本来,一九七三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这是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才取得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政治局势一发生严重的动荡,经济立刻出现严重滑坡。国内生产总值比一九七三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的速度明显下降。

  江青:

  ①访问王守江谈话记录,1993年10月。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想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并不是在此时才开始,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在这以后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意见。

  为了搞乱军队,篡夺军权,“四人帮”继续无事生非,制造事端。他们煽动一部分群众到总参、总政“揭盖子”,打“维持会”;支持《解放军报》社的造反派夺权,迫使《解放军报》停止发稿178天;强行扣压军事科学院为肃清林彪的流毒而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语录》等两本书;指使总政文化部个别领导人“夺权”;竭力反对八一电影制片厂恢复党委制。对于“四人帮”的这些倒行逆施,叶剑英竭力予以抵制和反击。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⑿“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后,由于江青的种种表现和外界对她的反映,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越来越多。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江青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也使毛泽东觉得难以忍受。他曾指着江青生气地说:“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⒀”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他总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功”的。他的办法,只是尽可能不见或少见江青。张玉凤回忆道:

  毛泽东

  他要求总参、总政的领导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办事,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他坚定地支持八一电影制片厂取消“革委会”,恢复党委制。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七0、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三月二十七日

  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八一厂是属于军队的建制,应当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江青对此十分不满,借口八一厂没有给摄制样板戏提供最好的摄影机,把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拉到八一厂,大吵大闹。叶剑英以沉默表示抵制,未作任何表态就走了。江青闹了个没趣,也只好走了。①①李德生在叶剑英传记书稿讨论会上的发言,1993年4月16日。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见了毛泽东此信,江青不得不收敛了。

  三围绕筹备四届人大的较量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⒁

  邓小平从联合国回来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更为活跃了。他陪同周恩来,接待了一位又一位外国国家元首的来访。毛泽东会见外宾,邓小平也总是在侧。

  这一时期,围绕着筹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酝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人同“四人帮”的斗争更为惊心动魄。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毫无自知之明的江青,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张玉凤回忆道:

  周恩来住院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由叶剑英主持,形成新的党、政、军“三足鼎立”的局面。

  早在1973年8月党的十大开过之后,中央即开始酝酿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人帮”在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前,加紧活动,阴谋组阁夺权。他们私下密议,拟定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你唱我和,为窃取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职位起哄。对“四人帮”这种宗派活动,毛泽东有所察觉,并在政治局会议和其他场合对江青多次提出严厉批评,警告她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叶剑英也打电话给王洪文,要他站稳立场,和江青划清界限,不要同她搞在一起:王洪文不仅不接受叶剑英的忠告,反而把叶剑英的话,看成是挑拨他与江青的关系,与江、张、姚拉得更紧了。1974年10月中旬,“四人帮”背着政治局和周恩来,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休息的毛泽东告周恩来的黑状。王洪文对毛泽东说:“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总理虽然有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并在毛泽东面前极力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企图让毛泽东表态,由他们这些人出来组阁。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要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⒂

  不过,王洪文虽是党的副主席,职务高于邓小平,可是论政治经验、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他怎能跟邓小平匹敌?

  毛泽东听了王洪文一番话后,严厉地指出:“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王洪文受到毛泽东批评后,垂头丧气地返回了北京。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①周恩来、王洪文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1月1日。

  另外,邓小平的个性明显不同于周恩来。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对邓小平的评价是“敢于发表意见,任何时候都不追求时髦口号”;“邓小平不是周恩来,他的作风不同。周恩来注意策略,使自己能够停留在水面上,但不能改变激流的主要方向。邓小平却不顺从这股激流,而是马上筑坝堵住洪水。”

  12月下旬,周恩来在病中同叶剑英商量,他要去长沙面见毛泽东主席。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②劲云戈:《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

  周恩来对邓小平无限信赖。当年,在勤工俭学时,周恩来便与邓小平在巴黎相识。半个世纪的友谊,彼此亲密无间。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一九八○年八月回答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注:《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有便血现象,需要立即检查治疗,请示叶剑英是否同意周总理去长沙?叶剑英考虑,当时正值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如果总理能够亲自出马向毛泽东建议,对击败“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将十分有利。他当即与医疗专家、教授商量,制定了一个保护治疗方案,坚持总理依期南行。临行前,他向随行医疗小组的同志千叮万嘱说:“你们要采取一切措施,保证总理的安全,这是政治任务。”于是,周恩来冒着严冬的风雪,以重病之躯远行千里,到达长沙。他向毛泽东报告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说到叶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并提议邓小平也任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长沙,从12月23日至27日,经过与毛泽东4次交谈,确定了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完成了历史使命。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以坚定而有策略的斗争,挫败了“四人帮”企图通过组阁,进一步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③《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1974年1月1日。

  虽然周恩来不得不躺在病榻上,邓小平却在政治局里成了新的“周恩来”,而且他不顺从江青的那股“激流”。于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又构成新的冲突_方是邓小平,另一方是江青——江青联合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

  1975年1月中旬,酝酿已久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终于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抱病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给全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德高望重的朱德继续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周恩来任政府总理,邓小平等人任副总理,叶剑英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至此彻底破产。四届人大后,周恩来病情日益严重。毛泽东、周恩来正式提议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④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手稿,1974年1月。

  邓小平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四一次历史性的重要会议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⑤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毛泽东警告“上海帮”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立即着手抓国民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整顿。1975年夏季,他在几次政治局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批评江青等人的错误。叶剑英参加这些会议,积极支持邓小平。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⑥迟群、谢静宜给江青的信,1974年2月6日。

  虽说江青已经几度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她依然我行我素。

  在全面整顿的形势下,叶剑英继续大力抓军队的整顿。1月2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鉴于1971年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有所变化,为了加强对军队和战备工作的具体领导,建议以西沙战后成立的军委六人小组为基础,扩大组成军委常委会。并对常委成员的名单提出了具体意见。叶剑英的信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文件,通知全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务委员会,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等11人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这次军委领导成员的变动,对于军队和全国局势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⑦据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上公诉人赵世如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1983年2月5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1页。

  她以个人名义,给各处写信,送“批林批孔”材料。名曰“放火烧荒”。

  为了抵制和排除江青一伙对全面整顿的干扰,叶剑英和邓小平同“四人帮”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邓小平经过请示毛泽东同意,于4月底至6月初,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邓小平针对江青等人一个时期以来搞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和“反经验主义问题”等三件事提出质问和批评。他气愤地说,你们批周总理、批叶帅,无限上纲,当面点了那么多人的名。江青反唇相讥,诬蔑这是对她“围攻”和“突然袭击”。叶剑英全力支持邓小平,在6月3日的政治局会上,针对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作了长篇发言,对他们提出尖锐批评。他说,过去一个时期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如果保持非法的小组织存在,搞“四人帮”,就有害团结,就会分裂党。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要请示报告,严守纪律。他指名批评江青等人说:你们几乎重大的问题都不请示,主席、小平同志的批评是完全对的。你们要正确对待个人和组织的关系问题,以后凡是重大问题,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江青在批评的压力下,当时不得不作了“检讨”。但会议一过她又造谣说,政治局开会斗了她几个月!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⑧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江青召见“梁效”、“唐晓文”写作组。她“启发”

  随着军队整顿工作的进展,叶剑英清醒地看到,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了。1975年上半年,他以很大精力来抓军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提出,军委扩大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一次会议解决不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⑨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秉承江青一伙旨意,在清华大学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将几十名师生列为审查重点,进行批斗;同时诬陷和迫害原学校几位领导人。此后,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反回潮运动”波及北京和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和其他领域,造成恶劣影响。

  道:“现在的文章很少提到现代的儒,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现在有没有儒?有很大的儒!不然,不会搞这样大的运动。”

  中心是解决人的问题,也就是编制问题、压缩军队定额问题、干部问题,目的是要进一步把军队整顿好。他的意见,得到军委常委会的肯定。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的军委扩大会议于6月24日至7月15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军事科学院和军委直属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共70多人。会议由叶剑英主持,集中讨论了《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报告》,并获得通过。7月14日,邓小平在会上就军队整顿和“消肿”问题,作了重要讲话。15日,叶剑英作了会议总结讲话。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⑩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国务院所属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无端指责该部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礼品玻璃蜗牛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接受对方嘲讽中国“爬行”,是“崇洋媚外”,制造出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

  六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江青跑到天津煽风点火。她在天津一次次发表讲话,不时提及“揪现代大儒”,鼓吹:“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

  叶剑英的总结讲话,首先分析了美苏争霸的国际形势,重申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强调整顿军队,加强战备的重要性。然后重点讲了部队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他指出,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来,军队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必须从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军队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当前首先解决精简整编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关于精简整编的原则,主要是精简机关,裁减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和普通兵员,保留政治工作骨干,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通过精简整编,把部队搞得比较精干,进一步提高部队质量,提高战斗力。关于安排超编干部问题,叶剑英指出,总的精神是,既要精干现有的领导班子,又使超编干部各得其所;既有利于部队平时建设,又适应战时部队发展的需要;既能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又有利于中、青年干部的成长。他强调要教育干部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保持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光荣传统,做到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能城能乡。安排超编干部的办法,一是转业到地方工作,二是在领导班子中设置顾问。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但他只是把这看作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如果因为批判极左思潮而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他就不能容许。

  ⑾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有关讲话精神写的题为《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文章,强调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搞好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不久,这篇文章便遭到江青一伙指责,称该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来讲团结”,“实际上宣扬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解放军报》为此变相停刊一百七十多天。

  江青所说的“现代大儒”、“党内的大儒”,不言而喻,指的是周恩来。

  叶剑英最后谈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问题。他强调学习理论要紧密联系部队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军队内部现存的问题,把军队建设和工作搞好。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二)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三)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四)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在发言中,还离开讲稿,揭露了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搞乱军队的恶劣行径。他提醒大家: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不容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①会上,徐向前、聂荣臻也都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赞成邓小平、叶剑英的意见。

  党中央内部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由于毛泽东的“裁决”而告一段落。它的直接结果是:一九七二年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明显受挫。事实再次表明: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可以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纠正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包括调整若干重要的政策;但他不会允许批评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这样,“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便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消除,而仍继续下去。以后几年里,中国政局许多重大变故,都同毛泽东这种思想状况有密切关系。

  ⑿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1月1日。

  七月五日起,“法家著作注释出版规划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贯彻江青的意图:

  邓小平和叶剑英在会上的讲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历史文献。中共中央于7月25日发出通知,将这两个讲话转发全党学习。

  一九七三年春天,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行列中增加了一名“新成员”,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邓小平。

  ⒀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6页。

  吹“女皇”,批“宰相”,批“现代大儒”。

  王洪文、张春桥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整个会议期间,他们一言未发。平时那种嚣张气焰完全被会议的凛然正气所压倒。有一次,全体大会开始时,主持会议的叶剑英讽刺地说:张春桥同志今天头疼,也坚持来参加大会了。

  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是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二日。这一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为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举行隆重晚宴,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宴会。这件事立刻“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⑤在场的一名外国记者后来这样描述邓小平:

  ⒁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毛泽东在一九七四年春,开始患老年性白内障。他的视力明显减弱了,他却默默忍受着。他的病情,只有负责毛泽东医疗组工作的周恩来、汪东兴知道。那时,连江青都不知道。

  “四人帮”对这个会议确实感到头疼。他们虽想把军队搞乱,想把“老家伙”都打下去,看到与会人员中有20多位“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打倒的老干部,看到军队高级干部团结一致,内心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没什么市场,不便发作,憋着一股气,不头疼才有鬼呢!

  “只身孤影,缄默无声”,“他那对大而近似欧洲人的眼睛,正扫视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和不安”。“这天晚上,宴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⑥

  ⒂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七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打破惯例,亲自出席了会议,这意味着会议异乎寻常。

  会议期间,还有一个重大收获。叶剑英采取个别谈话的方式,向出席会议的大多数高级干部打招呼,把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一条一条如实地讲给他们听。他要求高级干部要听从毛泽东、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要注意形势,掌握动向,站稳立场,看清方向。平时要注重策略,行事谨慎,少说话,不授人以柄。①除个别谈话外,叶剑英还出席了一些小组会。他不止一次地在小组会上打招呼:有个别中央领导人,不通过组织,自己发指示搞运动,这是不正常的。大家一听就明白指的是什么人。他说,中央军委是毛主席领导的。今后,不论是谁,凡不经过军委直接向部队发指示、送材料的,你们都有权抵制,都可以不执行。我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会后,叶剑英又留下各大军区的负责人,同他们进行了个别谈话。这样,叶剑英通过会上会下,大会小会,会前会后,做了大量工作,统一了高级干部的思想。

  邓小平的复出,经历了相当复杂的过程。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二月六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

  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当着那么多在京政治局委员的面,批评江青——在此之前,毛泽东只在写给江青的信中批评她,给她留了“面子”。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人民解放军建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对以①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5年7月15日。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后,尽管他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能统筹全局、具有治国能力和丰富经验的人来协助他工作,并在必要时可以接替这项繁重任务,而江青一伙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来信上作出长篇批示,再一次强调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周恩来立刻抓紧连续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但因江青等的消极态度而难以取得结果。十二月十八日,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已四个月后,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催促他们: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⑦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他十分清楚,邓小平复职事关重大,而且一直受到江青等的抵制,这件事非由毛泽东亲自决断不可。很快,毛泽东就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①

  毛泽东说道:

  ①杨成武:《丹心向党,功炳千秋》,载《光明日报》,1986年11月5日。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离别之际,六十八岁的邓小平留下一句话:“我还可以干二十年!”⑧“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没有把邓小平整垮,更没有使他屈服。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讲:

  “一·二五”大会后,叶剑英在一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的方式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几天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②

  “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

  后数年中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特别是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叶剑英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对军队各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组织调整。他请示党中央、毛泽东批准,组成了以叶剑英、聂荣臻、粟裕、陈锡联等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从8月至年底,对军队25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逐个地进行调整配备。对各单位的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他直接了解情况,特别注重了解在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表现和对“四人帮”的态度。政治上不强的,坚决不予重用。对于那些犯了错误而又能改正的人,本着党的干部政策也予安排适当的工作。在调整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同时,叶剑英还着手对驻北京市及其附近战略要地的部队进行整顿和调动。这些措施的实行,对于后来稳定全国局势,特别是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组织基矗五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叶剑英的心情十分沉重。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是乐观主义者,相信问题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⑨

  毛泽东这些天正在高烧中,“只吃流汁”③,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二月十五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

  显而易见,毛泽东事先听到了别人对江青的意见。

  他对周恩来的疾病的治疗,倾注了大量精力。早在1972年,周恩来被确诊是膀胱癌以后,江青、张春桥一伙幸灾乐祸,以保密为名,封锁周恩来的病情,不让毛泽东知道,也不积极组织治疗。一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为座右铭的周恩来,只知拼命为党和人民工作,很少顾及自己的重玻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心急如焚,找到叶剑英想办法。叶剑英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以后,当场拿出周恩来的一瓶血尿标本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这才了解到周恩来病情的严重,当即指示要抓紧治疗。①中央成立了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由叶剑英牵头,汪东兴等参加,负责领导周恩来疾病的治疗。1973年3月9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以后,叶剑英和其他一些老同志亲自领导医疗小组,制定方案,为周恩来治玻他还到处打听治疗膀胱癌的秘方、验方,一旦发现,即指示解放军总医院检验采用。他亲自到医院通过仪器直接观察治疗效果。每当周恩来做重要手术时,叶剑英总是守候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问清情况后才离开。即使出差在外地,他也经常打电话到医院,详细询问病情。他同身边工作人员和医院的医护人员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有时竟痛哭失声。

  三月九日,邓小平回京后不久,周恩来立刻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⑾”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三月十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这个决定。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④

  毛泽东又说:

  叶剑英眼见万恶的癌细胞一天天地吞噬着周恩来的生命,心中非常着急。他深深感到,周恩来是一棵屹立于中华大地上的参天大树,这棵树一旦倒下,对党、国家和人民将是巨大损失。而“四人帮”一伙则认为,一旦周恩来倒下,将给他们造成天赐的夺权良机。叶剑英预感到这一点,每次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只要见他精神稍好的时候,总是要向他汇报党、国家和军队的大事。他们共同关心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四人帮”的斗争。

  邓小平的复出,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⑤

  “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个工厂不要了吧。”

  1975年8月,周恩来又作了一次电的治疗,取得较好疗效。叶剑英为此感到十分欣慰。8月13日,叶剑英准备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前,特意亲笔致信周恩来,信中说:“此次电灼,又取得一场大家庆祝的胜利,至为欣慰!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偕李先念等在北京玉泉山同邓小平会面。第二天,周恩来兴奋地写信告诉毛泽东:“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⑿”二十九日下午,在周恩来陪同下,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地会见邓小平。这是他们经过六年多后的再次会面。握手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讲了八个字:“努力工作,保护身体。⒀”看到邓仍像过去一样健康、乐观,毛泽东十分高兴。

  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见毛泽东这么说,江青只得表态:“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惟对多发的顽疾,必须乘胜进剿,加以歼灭,否则任其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太大。”信中接着写道:“继续革命,国步艰难,千万为党珍重,为国珍重。敬祝早日康复!”信后又附言:“今天得到三○一医院送来的药方一份,请参阅。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一封短信,寥寥数语,包含了多少深情和愿望!周恩来对于“国步艰难”的情况,感受比谁都深刻。这难,来自诸多方面,但最大的难是来自“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因此,周恩来在医院同叶剑英的谈话中,曾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这一嘱告,使叶剑英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更增加了勇气和信心。

  当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会后,周恩来也立刻向毛泽东作了报告。⒁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⑥”在这以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

  江青话里有话,因为她知道毛泽东说过邓小平是“内部钢铁公司”,意即表面上话不多,骨子里很硬,亦即“棉里藏针”。江青乐得顺水推舟,把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转到邓小平头上。

  到了1975年11月,情况又起了变化。在“四人帮”的策划、煽动下,一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开始在全国掀起,全面整顿的工作被迫陷入停顿状态。邓小平和叶剑英实际上再度被解除工作,党和国家再次陷入混乱的漩涡里。叶剑英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在自己已经陷入困境①访问周家鼎、扬德中、卞志强、张佐良谈话记录,1983—1994年。

  四月一日,是个星期天。这天下午,周恩来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宣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又说: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再不传达就失职了。墨西哥总统来访(墨总统埃切维里亚将于四月十九日抵京。——引者注),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⒂十二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由柬解放区返回北京,周恩来主持盛大国宴为亲王一行接风。这个新安排的活动,把邓小平“露面”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星期。这就出现了前面所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的那个场面。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⑦

  毛泽东追了一句:“当众说的!”

  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与“四人帮”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同时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他坚信,经过反复的较量,最终胜利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一场更大的、更艰巨的斗争还在后头。他全力以赴,去迎接历史的抉择。

  ①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记录,1972年8月8日。

  毛泽东的一次次批评,并没有使江青等悔悟。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认错,内心却更加仇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王洪文指责一九七二年开展的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⑧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⑨,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江青也不含糊:“说了算!”

  ②张春桥、江青对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的批语,1972年11月30日、12月4日。

  在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问题上,江青也同毛泽东的意见唱反调。

  毛泽东转向与会者,说道:“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

  ③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1972年12月6日。

  这年三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提议这件事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会议的记录,还记述了夫妇俩以下的对话——

  ④毛泽东同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谈话记录,1972年12月17日。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这时毛泽东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年二月下旬,他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见解。他对卡翁达说:

  江:“不大好的就改。”

  ⑤法新社北京1973年4月12日电。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毛:“你也是难改呢。”

  ⑥[匈]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1、2页。

  他对布迈丁说:

  江:“我现在钢铁工厂不开了。”

  ⑦周恩来致纪登奎、汪东兴的信,手稿,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办公室台历,1972年12月18日。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⑩

  毛:“不开就好。”

  ⑧舒惠国:《红色大地伟人行》。见《回忆邓小平》(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9页。

  ①毛泽东对江青来信及所附材料的批语,手稿,1974年2月9日。

  江:“我一定特别注意,请主席放心。”

  ⑨钱其琛:《一次极不寻常的谈话》。见《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38、39页。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2月6日。

  此时,毛泽东又转向与会者:“他们都不吭声呢。”

  ⑩周恩来向毛泽东的请示,手稿,1973年3月9日。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于是,周恩来提起了这年一月二十五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因为毛泽东当时批评过江青在会上的发言,指出:“现在,形而上学猖撅,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⑾毛泽东对周恩来报告的批示,手稿,1973年3月10日。

  ④毛泽东复叶剑英的信,1974年2月15日。

  江青一听,马上插话解释。

  ⑿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手稿,1973年3月29日。

  ⑤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1页。

  毛泽东指着江青道:“此人一触即跳。”

  ⒀据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江青反攻周恩来:“我没有跳。我本来不想去,后来总理说大家都要去,我没有办法,才去的。”

  ⒁周恩来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3月30日。

  ⑦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

  其实,那个大会是江青筹划的,此时她把责任朝周恩来头上推。

  ⒂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3年4月1日。

  ⑧王洪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74年3月18日。

  “我讲你的脾气。”毛泽东又朝众人说道,“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中央政治局除商定邓小平的工作外,还研究了这年下半年召开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并设立有关工作机构。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但鉴于发生了林彪事件这个特殊情况,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自然急需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林彪事件也需要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正式决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孔丘其人》送审稿的批语,1974年3月26日、27日、28日。

  接着,毛泽东说了一句至关重要的话:

  一九七三年五月,中共中央召开以筹备党的十大为主题的工作会议。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中共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是胜利的大会,但受到林彪的干扰,林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今后,全党仍要继续高举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在谈到邓小平“复出”一事时,周恩来表示: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 这里讲的“其他一些人”,主要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一批老干部,而吸收这些老干部出席党的十大,是毛泽东这时正在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⑩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1974年2月22日、25日。

  “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在中央下发关于邓小平复职文件前后,毛泽东在一九七三年上半年继续阅批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包括谭震林、何长工、李一氓、舒同、谭政、林铁、叶飞等,并指示有关部门抓紧“解放”他们,“分配工作”。①三月三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周恩来今后向毛泽东报告许多老干部挨整、一直没有工作的情况。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那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②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从六十年代他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①等论点发展而来,反映了他对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批评“上海帮”、“四人小宗派”。

  同年六月毛泽东在会见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时,特拉奥雷问道:“你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什么时候结束?”毛泽东回答说:“还有一点尾巴。”③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中国公开阐明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毛泽东的话,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颇为尴尬一因为谁都知道,“上海帮”

  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上始终存在那个难以克服的矛盾:一方面,他确实在着手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混乱现象,想把局势逐步引入正轨;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因此,他认为党的十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针对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毛泽东在三月二十五日政治局会议上批驳道: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此外,毛泽东重申了对待在林彪问题上犯有错误的人的政策,并指示要安排好年度国民经济计划,使国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④

  那时毛泽东的身体很不好,“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说话也不太清楚。②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二十二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在向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通报后,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可是,江青却在当天夜里把王海容等找到她的住地,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他们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

  指的是这三个从上海起家的人物。

  在十大的筹备工作中,毛泽东着重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央领导班子的组成,包括林彪事件后需要再次选择自己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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